如果对这样的哲理要把它掌握得好，邓小平的改革智慧在一些大的决策上应该有更好的体现和指导作用，就是总体而言改革过程中间应该允许出现一定的失误，改革可以犯错误，但是不允许不改革。

从国外情况来看混业经营下银行直接或通过子公司发行基金较为普遍。未来是否要求银行发行的净值型产品完全采用公募基金的形式、按照公募基金监管？则银行资产管理子公司和基金公司同质化。

在资本市场相对来说不够发达，特别是股市难以盈利的情况下，最能发挥银行优势的非标债权投资成为银行理财投资的自然选择。银行资管子公司是否受证监会监管，和理财产品法律地位有密切的关系。银监会曾推出银行理财管理计划，但限制较多。资产管理行业从风险承担的实质上属于直接融资，但投资形式上接近间接融资，投资者以购买集合投资产品/工具（CIVs）的形式将资金交给资产管理机构，对最终投向的了解取决于资产管理机构的信息披露。直接融资中，投资者清晰知道自己的最终投向，最典型的是直接投资于股票、债券，风险由投资者自担，对投行等金融机构主要是行为监管。

而中国股市规模虽然已居全球第二，但多年的熊多牛少，使得2016年末股票基金占比仅为8%，净值仅7059亿元。开放式净值型理财产品和公募基金非常接近。创新整合金融资源，完善金融支持体系。

例如，公用工程特许权（Utility concession）的出现使私人投资兴建的公共设施可以合法地对使用者收费，从纯公共产品变成价格排他的公共产品。近年来，随着各国不断推进电力、交通、公用事业等领域的改革，政府直接投资或担保等传统模式逐步从商业项目中退出，商业模式成熟或自身经济性较强的电站、收费公路、商业港口、水处理等行业越来越多地采用结构化融资（主要是项目融资）。尽管危机爆发至今已近十年，但世界经济复苏仍不稳固，各种不确定因素仍在增加。在这些国家就应探索完善项目融资的法律和监管环境，鼓励各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在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下自由流动、适度竞争，引导金融资源配置更加精细和专业。

新任务要有新模式，打破旧模式的惯性，积极探索新的金融服务模式，既要以我为主，广泛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又要敢为人先，大胆尝试新的方法。即使是发达国家，也面临设施老化和更新的问题。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属于发展中经济体，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其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资源配置面临种种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必包揽基础设施投资，从而为吸引私人资本参与提供了可能。创新运用金融产品，提供合适金融工具。在国际上，项目融资、PPP作为新兴的基础设施融资方式广受关注。

新任务要有新思路，必须跳出旧思维的定式，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用全新的思维考虑问题，妥善处理全局与局部、长期与短期的关系，积极促进当期投入与长期产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良性转换。如何充分动员私营资本或利用资本市场等融资手段成为解决基础设施融资难题的关键。一些研究还发现，不同的基础设施对一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有所不同。创新设计融资架构，灵活安排融资模式。

ADB指出，基础设施融资最主要的还款来源是政府当期或未来的税收收入，同时还包括用户对基础设施服务的付费以及土地价值捕获（land value capture）。这些国家基础设施融资缺口较大，但自身财政能力有限，有些国家甚至存在严重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违约风险。

这是金融界必须要落实好的新的重大任务。创新打通内外市场，汇聚国际金融资源。

基于上述原因，过去学者们普遍认为基础设施行业是自然垄断行业，必须由政府或公共部门来进行投资，导致各国在发展基础设施方面都存在资金供给不足、政府投入不断下降等问题。例如，2010年亚洲开发银行（ADB）对1975～2006年102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电力、通信和交通行业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其他基础设施的作用则不显著。一带一路涉及贸易投资、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开发等多个领域，既有短期的融资需求，也需要长期的金融安排。例如，美国、加拿大等国通过发行市政债券来筹集资金。根据经合组织（OECD）2016年的统计，全球基础设施建设60%～70%的资金来源于贷款。世界银行指出，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产品的多样化，有利于扩大贸易范围，从而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

同时，各种利率和汇率掉期工具也被大量引入，以管理相应的宏观经济风险。另一方面，也要善于借助东道国的金融网络和调动本土金融资源，共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正因为如此，一带一路伟大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和响应。对于规模较大特别是跨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很少有金融机构能够独立提供足够的金融支持，因而往往由多家大型银行组成银团贷款加以支持。

中资金融机构一方面要善于与有影响力的国际金融机构合作，积极对接亚投行、丝路基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很多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的盈利模式不清晰，使投资者难以区别可投资的项目。

（完） 文章来源：《中国金融》2017年第19期 进入专题： 金融创新 一带一路 。但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来说，其政府规划能力和相关配套能力都不完善。要积极推进人民币与沿线国家货币的报价和直接交易，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贸易、投资中的使用范围，充分利用双边本币互换机制，降低使用第三国货币对贸易往来的不利影响。通过金融创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当前，尽管我国已建立了层次清晰、初具规模的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网络，但相关机制还不完善，提供的金融支持离现实需求还有较大差距。

电力是进行现代化生产、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必备条件。金融机构要始终牢固树立风险意识，改变单打独斗、大包大揽的传统思维，创新运用风险分担理念，完善风险抵补和危机应对机制。

一带一路国家风险各异，多边合作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面临较大风险。尤其在基础设施融资领域，上述难点亟待突破。

要突破上述瓶颈，需要金融业加强制度、服务、产品等方面的创新，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为促进一带一路行稳致远提供更好的支撑。积极开发各类金融衍生品，帮助企业规避交易中的各类汇率和利率风险，提升资金安全性。

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在技术进步、居民消费水平提高或进行新的制度设计的情况下，一些基础设施的排他性会逐渐增强。同时，基于很多基础设施所具有的公共产品特征，政府（国家或地方）直接投资或参股项目、以政府信用作为担保发行项目债券等也较为普遍。第二，专业能力有待提高。总之，金融业要紧紧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需求，多种措施齐头并进，各方力量同频共振，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加快开发人民币跨境融资产品，推出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结算、清算、融资、套期保值等综合服务方案。而有的国家经过多年经济发展，能源、电力和基础设施取得了长足进步，有条件实现更高的金融治理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属于发展中经济体，有些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初期。欧洲政坛选举过程中，一些政党所倡导的民粹主义理念大受欢迎。

可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属于经济基础设施范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欧洲经济的重建（上世纪50～6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近40年的高速发展（上世纪80年代以来），始终以开放合作为主线，引领了全球经济的三轮大发展。